《纽约时报》埃博拉报道获2015普利策奖

虽然，朝廷的公开宣谕对会典不无过度渲染美化之可能，但是，既然已经明诏宣称会典乃颁行天下，永远遵行的大经大法，以国家之名义做了官方认证，仍然认为会典是政书史书，是否合适？即使会典的实际作用没有朝廷宣称的那么大，也不能就此否定会典作为法典之性质，现代社会一些国家的宪法更多是写在纸上的名义宪法，但从学理角度而言，其法律性质不言而喻，不容否定。

郑海凌：《常识立场和科学立场》，《中国翻译》2005年第4期，第55-57页。王钧：《刑法解释的常识化》，《法学研究》2006年第6期，第102-112页。

(17)俞吾金教授指出，在黑格尔看来，常识就是普通的识见，是未经提炼的自然的、初始的思维，是直观、表象、想象、本能、经验、欲望等等的混和物，即感觉与理智相混的意识。人们总结其生活中的实践经验与教训相对而言可能具有更多的客观性，但选择一定是主观性的，也就是说，法律常识一定是人们在自身的好恶或者善恶意识自觉不自觉地主观干预下，也一定程度上参考或者对照了道德、社会、法律对人们生活中得到的这些经验知识、情感态度、基本道理的大致态度和立场，对其进行选择并确定下来的。(59)陈亚军：《站在常识的大地上——哲学与常识关系刍议》，《哲学分析》2020年第3期，第92页。这个共同性认识表达的是绝大多数人根据自己的经历基本上大体上认为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认识与见解，也就是绝大多数人认为差不多就是如此，因此这个普遍性是一个相对、比较或者说具有程度差异的非绝对一致。常识是人类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

王庆卫：《理论的冗余与常识的剃刀：强制阐释现象辨析》，《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第118-123页。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法律常识大体上是靠人们的直觉或者本能的运用来发挥作用，但对于具体个人而言这个过程却是经过了意识和思维的运演，体现为人们的或感性或理性或感性理性兼具的思维方式的展开过程，而且法律常识本身及其形成过程在实质上也或多或少体现并凝聚着人们的实践理性，因此，法律常识在实践上直接地就体现为人们朴素而相对稳定的一种思维方式。简者不便于今，而繁者不便于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时不若古之时也。

法典产生后，单行法依然存在。(42)固然，魏晋之际律令法典化的实现，也与法律理论的发展及立法技术的提高有密切关联。到了宋代，先例的法律效力得到了成文法的认可和司法实践的支持，有司所守者法，法所不载，然后用例(68)。也因此，尽管当代中国法典的实施不能不依赖于单行法、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及彼此间的良性互动，法典却不能说是可有可无之形，法典化并不是汇集、汇编、改进或重整现有的法律，而是在于通过新的体系化的和创造性的法律来构建一个更好的社会(74)。

就政治控制而言，刑书所载有限，天下情罪无穷，从震慑潜在犯罪的需要出发，议事以制的做法不能彻底废弃，守法之官原则上固当奉行律令，但至少君主保留应论随时之宜临时权断并创造先例的权力。法律价值，是作为客体的法律对作为主体的人类的某种需要的满足与实现。

但是，法律体系的演进并未就此停止。(46)《明会典》书首《序》，万历朝重修本，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就立法过程而言，法律儒家化既然是要以儒家经典为本，全面、系统地改造大一统国家的既有法律，是要将儒家经典体现的理念和相关准则系统贯彻于本乎法家精神的秦汉律令，那么，一般地对法律条文的局部改动，以及随时下达敕例并对其简单编集的做法，显然不大可能达成这一目标。魏晋律令法典肇基，也是学术成熟之果。

(苏亦工：《得形忘意：从唐律情结到民法典情结》，《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通过后，笔者朋友圈内众多法史学者不约而同转发苏亦工教授这篇旧文，足见此文观点在法史学界影响之大。但是，这并非儒家的初始意图，也不能令儒家完全满意，因为在儒家看来，真正的法律应该是原生性的，是政治文明和道德文明自然发展的结果，法律的权威来源于习俗和先王圣贤的精神权威，主要依靠人们自觉遵守而生效，而不是依赖于国家权力和赏罚保证其实施，易言之，法律不应该仅仅是主权者的命令。(56)《晋书》卷30《刑法志》。也正因为如此，日本学者长期以来形容古代中国法律体系为律令法体系(33)。

(73)《清史稿》卷142《刑法一》。基于法典化的视角，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发展演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魏晋之前为前法典化的时代，法典虽未正式产生，成文法的发展却已经为法典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但是，明清法典尚简易，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简，使之归一，直言其事(63)，条文较唐律更为缩减，内容更加精简，因此具体适用更加不能不倚赖数量众多的条例、则例等单行法。(20)(唐)吕温：《代郑相公请删定施行六典开元礼状》，载李昉编：《文苑英华》卷六四四，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06页。

(58)楼劲：《隋无〈格〉、〈式〉考——关于隋代立法和法律体系的若干问题》，《历史研究》，2013年第3期。从时间维度来看，中国古代法典化发轫于魏晋之际，以魏晋律令法典的颁布为开端。梁健：《〈明会典〉的纂修及其大经大法地位之演变》，《南开法律评论》2017年辑。(二)法典化形塑中国之正统与治道 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中国是一个多义词。(34)将律令法体系概念引入中国法史学界的张建国教授虽认为唐以后的各代法，也可以视为律令法体系嬗变之一阶段，但也承认此后律令法系嬗变的结果，与早期中华帝国律的地位已有所不同，而令更是逐渐消失了，但这种变化正是新的研究起点。清王朝先后五次编成五部会典，其纂修团队精英荟萃，主持者皆为一时名臣，皇帝高度重视，经常亲自介入，过问具体的纂修工作。

④苏亦工教授认为：从唐律情结到民法典情结，究其实质不过是为名所累，求其形而忘其意。随着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官僚行政的发达，令出现了制度化的趋势，出现了一部分诏令变为法令的现象，令者，上敕下之词。

(37)[美]琼斯著：《大清律例研究》，苏亦工译，载高道蕴等主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8页。作为中国古代法典化开启之初诞生的早期法典，魏晋编纂法典变杂为清化繁为约，目的在于通过清约宽简疏而不漏之法典，锻造大一统国家划一治理所需要的统一法律秩序。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12)[法]勒内·达维：《英国法与法国法：一种实质性比较》，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传统法典并非只是纸面规定，并非只是宣讲中的法，更不是具文死法，而是维系法律体系整体之统率、维护法律秩序统一之定海神针，具有超越一般司法适用的法律、政治与文化功能。第二，明清朝廷反复公开宣谕会典的大经大法地位，一般的政书、史书从来没有过这种待遇。明清王朝重新制定了律典、令典以及会典，法律体系再法典化，成文法体系浴火重生，并呈现出之前律令体系所不具备的新特点。解法典化因成文法典局限性所致，是法典化限度所在。

中国传统法典并非只是纸面规定，而是维系法律体系整体之统率、维护法律秩序统一之定海神针，具有超越一般司法适用的法律、政治与文化功能。古代中国的法典化起于中央集权传统国家锻造统一法律秩序的需求，继而被视为中国正统之重要来源，承载了中华民族先人传承先王治道的理想，蕴含着追求善治的中国智慧，构成当代中国之治的历史渊源和本土资源。

法典化是法律史上的典型现象。在中国古代，法典被塑造为正统之符号、被寄予致治之厚望、被要求尽善尽美，自然也被希望能模仿经典、重述经典、超越经典。

古代中国法典化发轫于魏晋之际，以魏晋律令法典的颁布为开端。元代由于废弃律令法典，先例的地位和作用达到巅峰，审囚决狱官每临郡邑，惟具成案行故事(69)，从现存《大元通制》和《至正条格》及《元典章》来看，先例是元代法律的重要存在形态，许多具体规定是通过先例构建起来的，先例不仅起到了补充和证成成文法的作用，而且很多时候就是在创制规则。

魏晋之际法典化自然而然首先是律令的法典化，以编纂律令法典为起点。魏律更依古义制为五刑、晋律峻礼教之防(28)，唐律一准乎礼，而得古今之平(29)，唐六典错综古今，法以周官(30)，乃至会典以本朝官职制度为纲，事物名数仪文等级为目，一以祖宗旧制为主而凡损益同异，据事系年，汇列于后，稡而为书(31)，皆是以儒家经典为范本，将儒家经典体现的理念贯彻到法典制定过程中，或者直接模仿儒家经典之篇章，引入儒家经典记载之准则制度。魏晋至隋唐为早期法典化的时代，历经数百年理论与实践、立法与司法、法律与政治的交相作用与促进，终于在唐代结出律令格式之硕果。⑩[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548页。

虽然，元明清法律体系能否称之为律令体系尚存疑(34)，然魏晋律令法典产生后至唐宋时期的古代中国法律体系，大体可称之为律令体系无疑。如检《崇祯长编》《崇祯实录》，其时上谕或臣工讨论朝政、案件时援引《会典》作依据或重申其中规定者，竟多达数十例(48)。

(55)纳塔利诺·伊尔蒂：《民法典的理念》，董能译，《交大法学》，2017年第1期。则例的大量制定与编纂，推动了国家事务办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初步实现了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分立。

南北朝之际，法典化继续推进，北朝与南朝律令法典皆蔚为可观。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40)。